【前言】從元和中醫到啟智街：2015 年與鄭水枝先生的歷史偶遇
對於鄭水枝先生的認識，除了由他從事公職的經歷，還有其著作是一定要參考的。1998年自行出版的《勤勉的鄉下人 鄭水枝自敘傳》以及2010年出版的《鄭水枝先生訪談錄》，記錄了他橫跨地方與中央的傳奇一生。然而，筆者在還不知道這兩本著作之前，在 2015 年時，對樹林歷史的爬梳才剛開始。
對於鄭水枝先生的認識，除了由他從事公職的經歷，還有其著作是一定要參考的。1998年自行出版的《勤勉的鄉下人 鄭水枝自敘傳》以及2010年出版的《鄭水枝先生訪談錄》，記錄了他橫跨地方與中央的傳奇一生。然而，筆者在還不知道這兩本著作之前，在 2015 年時，對樹林歷史的爬梳才剛開始。
帶著這份好奇與對地方歷史的初步認識，2015年8月11日，經由與鄭水枝先生同社區的樹林國小洪老師引薦，我才得以進入啟智街的鄭宅進行訪問，並留下了唯一一張合影。當時我對發生在樹林的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案件如廖修齊、簡錫煌、張潮賢、周源茂、王清等名字都還未曾觸及，回想起來，若當時已深知這背後的政治肅殺，或許我可能不敢如此貿然去訪問這名當時的「老鎮長」。
在這份珍貴的訪談錄中，鄭先生不僅回應了許苓案的始末，也留下了關於樹林地貌、產業與地方政治的珍貴記憶：
一、 許苓案與「盲目自首」的年代
鄭先生在訪談中坦言，他與許丕典醫師交情深厚，曾在舊市場時期比鄰而居。針對許苓因「匪諜案」被抓，鄭先生回憶，他當時正受命在調查局指揮的「台北縣文化教育機關保防小組」工作。他提到那是一個「盲目自首」的年代，許多人僅因認識的人被抓就驚恐自首，產生大量冤案。他自述當時清查了上千人，而許苓就是在清查後由其協助處理而免於調去管訓。
二、 樹林的水利變遷與濟安宮重建
除了政治疑雲，鄭先生也以老鎮長的身分校正了地方地理。他指出，大安路下的溝渠實為橫坑仔山溝流下的溪流，並非真正的十二股圳，後者實為從大漢溪引水的灌溉溝渠，流經現今啟智街路邊。他也詳細描述了在 1960 年擔任鎮長期間，如何從國軍手中收復被占據十餘年的濟安宮廟地，並組織委員會進行改建的艱難過程。
三、 煤礦、市場與戲院的產業脈絡
訪談中也勾勒出樹林往昔的榮景。從黃友三、黃子欽家族經營的昭和煤礦，到其岳父簡椪經營的育英市場與育英戲院，這些產業不僅支撐了當時的經濟，也反映了地方家族的興衰,。
四、 權力核心下的政治風雲
鄭先生更自述了其從政路上的重大功過，包括在建設廳長任內，如何在激烈的抗爭與威脅中執行二重疏洪道的拆遷開闢工程,。他也談及在行政院長孫運璿堅持下，接下首任勞委會主委，夾在勞資雙方衝突間建立制度的苦勞。
結語： 這份 2015 年的訪談紀錄，對比後來筆者查閱國家檔案中關於「三角埔案」的記載，呈現出極其複雜的歷史層次。鄭先生晚年對這段歷史的敘述，是地方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關於那段動盪年代中的複雜身分與歷史疑雲，筆者將於後續篇幅中，整理相關檔案史料供讀者自行裁量。
訪談記錄
樹林的水圳
現在的十二股圳其實不是水圳，是山上流下來的溪流。在住家後面(指大安路下)現在已加蓋起來，大安路下的溝渠是從橫坑仔的山溝流過來的，那不是十二股圳，十二股圳是一條灌溉溝渠，流經前面(指啟智街)的道路邊。
現在木棧道那條是溪不是十二股圳，從大漢溪山仔腳引水進來的灌溉水到我們這邊就差不多沒有了。
濟安宮的收復
光復當時，國軍來台時就占住了，都被士兵占住了，
國軍剛來時無兵舍，就占住了，49年當鎮長時，決心要趕走，當時五年千歲的廟還沒有，那時樹林信仰中心就是濟安宮，被國軍占住，當鎮長時一再去交涉、交涉、再交涉，那時退伍的也占一部份，不要搬，占了路地及廟地，在旁邊搭了一間店，占用廟地，那時我就給予大整理，趕他們走，最終被他趕走，那時才開始組織管理委員會(籌備處)，擔任一任之後就交棒給別人，那時才開始改建，原本的廟沒那麼漂亮，當鎮長期間，有一個廟埕，就是現在的立體停車塔，那是廟的土地，那地勢比較低，就做一些階梯，可以讓民眾坐，又在溝渠上建一個平台，做為戲台或演講用的台子，那條溝渠是從那裡流過去的，就是從這裡(指住家後面)，那是排水用的，那不是什麼(十二)股圳，在溝渠上建個戲台很好的，後來是哪一個鎮長(廖本煙)把它拆了，地填起來，廟被擋住了，停車場也沒什麼用，浪費，蚊子館嘛，我就不插手了，鎮長當完去當議員、立委到省府到中央，離開地方很久了，到88年退休才回來。
請教王旺、王謙發的事情，老鎮長並不清楚，要我們去請教廟方。組織管理委員會那一段是我做的我清楚，再來就交給別人了。這是私人的(指民間的)廟不是公家的廟，開始時應該有人集資興建，也有人獻地，我知道獻地的人之中有一位是彭厝庄賴厝的人有一部份土地，現在這些廟地都是濟安宮的財產。當時占廟地已退伍的軍人拿刀子到鎮公所要殺我，說我趕走他，害他無法過生活，拿刀子要去鎮長室殺我，那是國軍趕出去之後過一段時間他還占住廟地，那是當鎮長應該做的，地方上大家的信仰中心在此，被國軍占住，民眾進不去，進去很麻煩，他們不敢禁止民眾進去祭拜，但是進去廟裡時，這裡也是士兵，那裡也是士兵，四處多有士兵，也占很久了，從民國38年到民國49年擔任鎮長開始處理就占了十多年了，不僅占住很久而以，還隨意搭建、任意隔間，寺廟變成他們生活的地方，衛生條件也多不好，國軍搬走後濟安宮開始著手整修，幾過幾次修建，連屋頂也多修建過好幾次我都知道，後來成立財團法人董事會之後有財產，現在的財務報表都很清楚，現在還存有很多錢，也有很多人樂捐。
許丕典醫師與許苓案
五年千歲是後來的，是許丕典中醫師去雲林請了一尊神明來供奉，最早是在舊市場裡，那時候我也住在市場裡，我丈人(簡椪)的家在那裡，就在中醫診所隔壁，那間厝是我大哥兒子的，我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，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
提問：談到許丕典，他的孫子許中堂先生曾提起他父親許苓先生因故被政府抓去，是拜託鄭水枝老鎮長協助才得以被釋放出來。
那時是因為匪諜案，他有遷涉到被抓去關了一段時間，有一些我不大記得，許丕典跟我很好，我很尊敬他，他兒子叫什麼名字，我臨時想不起來(一位是許苓，另一位是許雲卿)，對是老大許苓，他兒子現在還在是不是?(現在只有他孫子許中堂在)，那我都不認識了，許苓人也很忠厚老實，為什麼會參與那種事，後來是因為什麼機會經過清查，我有一度在調查局，清查之後是要調管訓的，那段時間要常去派出所報到，我那時清查了上千人，負責區域包括台北縣、桃園縣。根本是盲目地自首，因為我跟誰認識，現在那人被抓了，我也趕緊來自首，其實就只是那人曾來過我家，我怕被抓走趕緊去自首，一大堆多是冤屈的，哪是匪諜，匪諜哪那麼簡單、那麼多，最後政府要清查，我就是為了這事情被調去調查局，當時是擔任縣政府的督學，調去縣政府教育科裡面有一個叫做「台北縣文化教育機關保防小組」，把我派去那個小組裡，是在教育科裡另外一個辦公室，那時候的負責人是教育科武增文兼任，已經過逝了，後續當過縣政府祕書長，他把我調去這個小組，所以那時候我跟調查局有接觸，跟調查局的關係是由這裡來的。之後還繼續把我留在調查局，所以我在調查有5、6年的時間，派在台北縣調查站擔任祕書，不久就回來選鎮長就離開調查局；那時候的環境迫使我，沒有辦法因為他需要人才，要找一個台灣人就被他找去了，武增文把我調去的，他先派我去清水國小擔任校長，沒多久把我調去教育科，名譽上是督學實際上是派去小組，但是還是管學校，保防小組的權力很大是調查局指揮的，主要是防諜不是抓匪諜，那時每所學校的校長也都很驚恐，學校裡多有佈建人，連繫體是很秘密的，但也確實因為這個小組破獲了好多案子，真正的匪諜在學校裡頭還是有抓到。他是要抓真正的匪諜，不是要監督教員的，但是那個台共，台灣有個共產黨滲透很利害，樹林也槍決了好幾個人，那時就想要推翻政府要推翻國民黨嘛。時代在變，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時代都不一樣，但是狀態到現在就完全不一樣了，現在台灣的學校沒有這些了，也沒有這個必要，當時的確有這個必要，匪諜都到學校裡頭去了，的確是這個必要。在228事件之後的幾年很嚴格，具我知道文教小組取消大約在民國45年左右，文教機構有保防小組，別的機構也有，那是有一個系統，工會啦多有，那時候是全國保密防諜。
地方望族與產業
黃友三是黃望高的爸爸，他們是做礦坑的，黃子欽的兒子是我教的學生、黃望高也我在樹林中學時教的學生，黃子欽原本在樹林車站旁有一個房子跟我一樣中國式的，現在都拆掉蓋大樓了。張清圳是在三峽開煤礦的，黃子欽開礦坑是在陂內，坡內里昭和煤礦，昭和煤礦原本是日本人的，日本人離開他們接下來的，那是黃友三。黃子欽的煤礦坑是在雙溪牡丹坑，貢寮雙溪。
我隔壁是張福祿、張福壽、張福春他們三位我認識，張福壽是在酒場，張福祿是在台北做生意做化學的，現在還在叫三福化工，現在遷移到台中了，張福祿已經過逝了，再下來一位是張福春，張福春自從分家後就沒跟兄長(住)在一起，現在這裡都搬出去了，把原來的住家改建為紀念館也辦幼稚園。
黃友三與之前的西川家也是住坡內里，光復之後，日本人回去，黃友三承接煤礦經營，坡內里還有個房子蠻好的可能是西川住的宿舍，在煤礦坑下來一個溪流下面過橋靠山邊的地方，那房子好像還在，(那不是集會所嗎?)不是，集會所是在上面，在土地公廟上去，它是在下去的山溝邊，有一座橋過去，是中國式紅磚建築，西川那時候人大概不是住在樹林，是來樹林巡視煤礦場時休息的地方也是辦公的地方；光復後就不叫昭和煤礦，我丈人就在礦坑做事，他是負責機械的部份，礦坑所有的機電都是他負責的，後來昭和煤礦採不到礦了，結束了，他才自己去橫坑仔開採煤礦，但開採的不好，煤很少。
潭底那個是豐林煤礦，是光復後台電出資去挖的，是算公家的，坡內這裡也有豐林煤礦。
育英戲院與育英市場
提問，育英街以前有育英市場，也是簡椪經營的，也是育英戲院。
後來拆掉了，空地還留下來，那個土地準備要蓋現在不能蓋，因為周圍的土地是我丈人的媳婦在管理，周圍的土地是她的，是我的舅媽，我內弟的太太在管理，當時買地建戲台時只買裡面的土地，外圍的土地沒有買。
我岳父煤礦經營已經沒落下來，才把育英戲院賣掉，後來也不知道轉賣了幾手，他們把它拆掉準備蓋大樓，在申請執照的時候，我內弟還在，他反對，他說外面的土地是我的，他怎麼可以在裡面蓋大樓，他去縣政府抗議，執照就拿不下來，那地主來找我好多次，我說那土地是我舅舅的名下，我也沒辦法。
樹林的神社
提問，張福壽在日治時間纂寫「樹林鄉土誌」中提到樹林酒場裡有一座神社叫做太平神社。
可能有，但是我沒印象，樹林酒場是日本人蓋的，在日本人的習慣裡頭，每一個機構裡頭都有一個小神社，這是他們的習慣，可能很小，拆掉了，沒有了，太平神社可能在酒場裡，外面沒有神社。當時有一個計畫，樹林升格為街的時候有一個計畫，在後面這個狗蹄山要蓋一個神社，土地都徵收了，所以後面的山現在土地都是公有的，現在都被占用了，(那土地以前是不是張家的)不是，張家的土地在上面斜坡的一部份。
樹林的文人
黃純青，我沒見過這個人，但是樹林國小有個王作霖銅像，王作霖是秀才，樹林的文化開發種種的先賢是他(王作霖)，他下來就是黃純青，黃純青下來就是高塗，還有一位趙登，還有黃振裕是代表會主席。廖丁旺是擔任過議員是山仔腳的人，廖紫竹是東山里的人。
黃黃純青他們都搬去台北市中山北路有一處晴園，有一個兒子叫黃得時是文學教授，黃得時還有一位弟弟叫黃當時，黃純青搬出去樹林之後很少回來，黃得時偶爾會回來參加學校的活動，我看過黃得時好多次，那時候我們還小，他是一名教授，比我大二十幾歲應該有的，現在人已經不在了。
黃我懂事之後就是高塗傳承黃純青，主要是樹林信用組合，我也當過農會總幹事，所以在自敘傳裡寫到農會，是誰創辦的，跟健民協會的關係，健民協會是從農會分出來的，裡面的經過我都有寫出來，健民協會的財產都是樹林農會來的，當時法令改變了，要鶯歌、樹林兩農會要合併，樹林農會當時的財產很多，鶯歌農會的財產少，怕一合併後財產被分掉了，所以特別申請政府准樹林農會把財產一部份撥出來成立健民協會，所以健民協會是農會的可以這樣講。樹林中學的土地也是健民協會的，先租給政府蓋學校，我當立委的時候也幫忙交涉，才由政府出錢買下來，所以健民協會錢很多，但捨不得花錢。之後就交給高文良，我當鎮長的時候有一度是那邊的董事，後來因為當縣議員、立法委員，到省政府當廳長，後來到中央跟樹林脫離很久，地方的事就少管了。
青年會館
以前在樹林農會與公所中間有一棟建築物，是圖書館。名稱叫青年會館，是農會的，也是圖書館，也有舉辦活動，那房子沒有很大，不過外觀很漂亮，在民國57~8年的時候還在，從公所二樓辦公室走過來可以去青年會館繞一下，之後有做樹林警分局使用，後來農會碾米廠改建為現在的大樓時，圖書館也拆除，現在是停車場。以前公所前有幾間房子，第一間是照相館，第二間好像是做皮鞋的，現在都拆掉了；現在公所停車場本來就蓋房子，不知道是四間還是五間，鎮前街對面就是鐵路局的土地，那邊房子在地下道上來第一家是修理腳踏車的是我的學生。
我跟黃望高的父親是很好，他父親很照顧我，我鎮長下來的時候，他說，你不要參加政治了，到我這邊幫忙，有一度把我帶到津津味素，他跟王民寧先生一夥人去投資，投資在台北大龍峒的津津公司，需要有一個人去幫忙，派我去當副總經理，董事長是國大代表，姓林叫什麼名字忘記了，人很古意，總經理很厲害姓莊，我去那裡看到帳很不清楚，兩種帳，一種對內一種對外，所以我就跟黃望高的父親講，不行，不能投資，他們很早就把它(股票)賣掉了，沒有虧本。
黃健越是老大，下來是黃子欽，再下來是黃友三，三兄弟，黃健越已經不在了，黃友三沒有生小孩，他的哥哥黃健越過繼一個男孩給他，黃子欽也過繼一個女孩給他，那個女孩後來就是嫁給楊醫院，在地下道旁洗腎的醫院，院長的太太就是黃子欽親生過繼給黃友三的女兒。
公會堂
鎮民代表會是中山堂，是日本時代蓋的建築，它本來是很漂亮的，日本人房屋，鎮長室是一個很好的地方，我在那邊做了四年，改建過了，現在不好看了，本來一層樓改建為二層樓，我離開以後不太願意去，他就是中山堂，公所改建的時候中山堂沒有拆，中山堂前面通通變成停車場了，感覺像被區公所擋住了，它的出入口跟公所同一個方向。以前公所有什麼活動就是用那個地方，就像個禮堂。光復以後才叫中山堂，本來日本的時間叫公會堂，是大家可以用的地方。
以前還是前站比較熱鬧，後車站還是石子路，路很小。後車站的發展沒幾年，我當鎮長的時候，後車站的路還是石子路，那時候在想拓寬。樹林國小為什麼蓋在比較偏僻的地方，以前樹林街上後面就是板橋了，還有一水圳通到新莊叫後村圳，水源地就在溪洲有一個公園，從大漢溪引水過來，現在都加蓋當做馬路。
在十三公附近有一個沉沙池，因為後村圳的沙很多，會造成圳路堵塞，所以做一個低窪的水池讓沙子沈澱，不用的時候把沙子漏掉。
在山子腳有一個取水口(指後村堰)，本來水利局做一個堰堤，後來被大水沖壞掉，但後村堰還在，現在下面還開闢了一條道路，以前水是流經一個隧道，通到山仔腳街上，在鐵路的前面，在山佳農會辦的加油站後面有一條溝就是十二股圳，這一條就通到我們這裡來(指住家)，啟智街旁本來有一條溝(水圳)，已填起來變成路了，現在就沒有田了，不需要灌溉，十二股圳以前來到這裡也沒了，以前在陂內口橋還看得到水圳，本來的水圳啟智街通到樹林國小前面圍牆旁，那條就是十二股圳。以前在我家門口看火車通過都看得到，在火車站看這房子也看得到，以前沒有房子，都是水田種稻子。我家前面以前有兩間陳厝，那邊是張厝(指士箱幼稚園)，隔壁姓吳的吳家吳長益，我們這裡有個公館。
蘇姑娘少爺
我們這裡有個歷史，我們這個祠堂不是祭拜我們祖先，我們祖先供奉在樓頂，這個有個歷史，原來是蘇姑娘、蘇少爺，他們那邊是張家有很多田地，我們這邊是姓蘇，也有很多的田地，可能同時從大陸過來的，我們不知道，我一直在查後來查到名字，因為他們有一座墓在這裡，在嘉慶年間他們的父親派他的一位大姊和小弟來這裡收田租，住在這個地方得到傳染病，大姊和小弟死掉，後來佃農就把他們葬在這個公墓，有個墓我把它整理的很好，就在備內街口的公墓裡；那時候他們有很多土地在日本人來台時被人占了，那時間佃農看到這樣子說不行，我姑丈鶯歌人陳靟然他是一位私塾的老師，佃農請他來當管理員，他就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向政府登記，並且有這一塊土地，我姑丈才叫我父親去管，派他來，我們才從鶯歌搬過來，我本籍是柑園，後來去鶯歌我姑丈的田耕作，之後就派我們搬過來樹林管理這裡，剛來時是一個破破爛爛的田寮，後來才改修的，但是有一個神主牌位在這兒，沒人在管理，我們來之後經過整理，這房子我蓋的，颱風多吹倒了，捨不得就依照原來的樣子蓋回來，神主牌位也都買新的了。我姑丈整修蘇姑娘、蘇少爺墳墓時把原有的墓碑丟掉了，外觀用磁磚做的，到了我要重修這座墳墓時才在附近找到原有的舊墓碑，現在舊墓碑也用水泥立在墓上。原以為他們是福建人，最古老的牌位還在新牌位內，好像是河南人，不是書中寫的漳州，也有歷史學者來研究過，姓鄭的是滎陽，滎陽是河南旁邊的兩條河流合在一起的地方叫滎陽，我們是那裡的人，所以我們的燈號是滎陽，他們也有寫霞漳但四處聯繫都聯絡不上，牌位一直在這裡，我們就給予祭祀而成為我們家的守護神。所以人家一進門會說，你們姓鄭的怎麼會(祭祀)姓蘇的，我說姓鄭的在樓上。這跟三峽隆恩埔姑娘廟不一樣，這個都有姓有名的，姓蘇名謹娘與習州，我姑丈在重修墳墓時把名字搞錯了，以為只有一個「習」字，等舊有的墓碑找到時才知道是「習州」，霞漳就是它的燈號。
從學生到教員
吳長益在張家與我的中間，吳長益是當教員，樹林國小過來是林慶福已蓋社區了，再來是士箱的張家，再過來是吳家，以前林慶福及張家的舊房子都跟我們這房子長得差不多一樣形狀，就只有我們這間還保留著，民國48年的颱風(應為瓊安颱風)吹倒，在49年就職鎮長之前，按照原來的形式重建，不過以前多是土埆，多改為磚造，屋瓦再改用琉璃瓦，這種房子很少用琉璃瓦，普通如壞掉就用鐵皮覆蓋而已，從來沒看過這種(琉璃瓦)屋頂很漂亮的，後面有塊空地，有空閒就種些盆栽。我們來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大概4、5歲時，從鶯歌遷過來到現在，那時候這個社區除了我們還有隔壁姓盧的土埆還在住，後來姓盧的把房子賣了，才蓋這個社區。現在最老的相片就是這張(掛在牆上)我讀書時候去湖口做訓練時的照片，裡面多是日本人，臺灣人只有十位，這是學生軍事訓練，帽子上面的徽就是這個，那是軍事訓練時穿的制服很漂亮，黑色的，每年都要訓練去一次，每次一個月。
我不是自誇，我沒有念中文，我是全部念日文的，後來當老師、主任都是晚上拚命學，因為明天要教了，剛光復的那時候，那是日本人給我的京上辭典，是日本人寫的，用日本語翻成北京話，我是靠那本學的(中文)，裡面有從日本音到北京音，今天拚命學明天要教，當時的老師是這樣子。
王世慶是我同學，也是念師範，但是他跟我們不同科系，我們是正科班，我們是小學畢業以後就去普通科研習科本科，日本教員的特許、執照正科班畢業是甲種教員，甲種教員可以當校長的，乙種教員不能當校長，他們是別種學校來念的，念一年、二年、三年都有叫講習科的，他是這樣跟我同學，我的正式的同學中台灣人只有十位，一年全省考(錄取)40位，30個名額一定是日本人，只有10個名額給台灣人，有三個師範學校，台北、台中、台南三所，師資培養還是不夠，因此有很多代用教員，後來打仗開始以後，日本很多老師還是去當兵啊，所以代用教員用得很多，但是這些代用教員在光復以後也取得教師資格去當老師，
樹林中學有一位盛老師是公民的老師，後來這個人到臺北縣文獻委員會，就把一個叫吳基瑞板橋人，樹林中學畢業的，在臺北縣文獻委員會很久，現在好像已過逝了，他就是上一任樹林區長吳建興的叔叔，他是我樹林高中的第一屆畢業生。就是那個老師(指盛老師)到文獻委員會，所以王世慶也是那個時候去的，他們同時在文獻委員會工作。
日本人來台灣讀師範學校畢業後就留在台灣教書，他們是移民過來，那時候多住學校，以前學校的宿舍很大，一排排的宿舍，現在都拆光了；以前師範學校的學生都要住校的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物質匱乏學校無法提供食物的時，可以回去的學生才可以通學。有一次颱風天，我從萬華沿著鐵路走回家，沒辦法沒有車子了，還是要走回家。以前每個月有零用錢18塊日幣是一級公務員的薪水，制服是要自己花錢統一做。
跳石頭的歲月
柑園的老家還在，親同人很多，幾百人，在柑園東園里。以前還沒有柑園橋，過河是搭渡船，如果沒有水時就跳石頭，我們搬來這裡的時候，我的媽媽常常跟我講，我們現在沒有青菜，你回去拿青菜，我就一個人走過去，水少的時候石頭露出來，就一顆一顆的跳，要不然就搭渡船。以前搭渡船是要花錢的，很便宜大概幾毛錢，最近的渡船頭就在柑園橋這裡，那時橋還沒做。溪洲這裡也有渡船頭去柑園比較遠，對面是去頂埔；以前浮洲橋還沒做也是有渡船是去板橋的。第一次做的浮洲橋是會淹水的浮洲橋，當時沒有錢，橋做得比較矮，溪水乾的時候可以過，溪水高的時候就不行，之後改建、改建才變成現在這樣子。第一次做的浮洲橋如果下大雨就不能過來了。以前可以從火車站走太平街到渡船頭，以前太平街很小只有里阿甲(人力拖車)可以走，會經過市場再到清潔隊。以前從這裡要去柑園，是沿著這個溪流邊的小路走，走到山子腳到現在柑園橋下跳石頭過去或是搭渡船過去。
籌設勞委會
勞委會是我創造的，從籌備開始，那時候是內政部的政務次長，奉命籌備，籌備後就派我當第一任主委，當時我不要，那時是吳伯雄當部長，把我叫去說，我不接主委他部長也不幹，去跟俞國華說，最後還是把我派去，那時要成立(勞委會)的時候，很多人反對勞委會成立，那些人呢?俞國華、李國鼎、魏華都出來反對，勞委會一成立之後是靠近勞工嘛，勞工跟政府是反對的嘛，一定衝擊很多，這個人當過建設廳長，是在獎勵企業的，扶助企業的，他的觀念跟人家不一樣，那時候工會是推薦勞動界的人，行政院長一定要我去，我推辭過好幾次，不給我推辭。頭一階段勞工界罵死了，罵歸你去罵，我至少一、二年把基礎打好了我就不幹了，太苦了，夾在中間，不論你怎麼做都是挨罵，你怎麼做不是工商界罵你，就是勞工界罵你，我就跟李登輝(當時省主席)說不做了。
開闢二重疏洪道
當時疏洪道(二重疏洪道)的事情就已搞得很累了，疏洪道是我開的不是李登輝開的，那時我是建設廳長，要打、要殺我都是在現場，沒有回中興新村上班，他告訴我，你在現場上班，這邊給副廳長負責就好，副廳長是洪慶齡，以前當立法委員的時候與我同事，我去當廳長的時候，他卸任沒事做，我去叫他來做副廳長，後來我又把他帶到勞委會做副主委，現在已過逝了。那時在開疏洪道是李登輝當省主席，孫運璿當行政院長，我跟你講的會可能跟文史沒什麼關係，但是跟我們整個歷史有關係，裡面有很多內幕是你不曉得的，有很多鬥爭，林洋港、李登輝鬥爭我非常清楚，我夾在中間，疏洪道的開闢，林洋港是要拖延，說要徵收五、六百甲土地真是困難，做不下去，那時的廳長是楊金欉，省主席是林洋港，我是從立法委員到省政府去的，去的時候是省政府委員，沒有兼廳長，楊金欉是從台電孫運璿派他去當委員兼建設廳長，那時候省府的廳長一定是要委員兼的，處長就不要委員兼的，那時候我們有一起(共事)。林洋港與楊金欉不合，他(指林洋港)就想他(指楊金欉)後面有孫運璿撐腰，孫運璿是總經理時，他是電力專家，孫運璿派他(楊金欉)來當(省政委員)，後來他(楊金欉)要走，走之後就轉到我，我一直推辭不要說，我普通委員就好，說不行，一定要我兼廳長，一兼下去就開闢疏洪道，那時是林洋港推的，楊金欉也執行不下去，那疏洪道的計劃是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時候擬定的，他說，現在不做，以後會後悔，堅持要做，但執行不了，楊金欉走了，我把它兼起來沒幾個月林洋港也調走了，調去當內政部長，李登輝才從台北市長調省主席，那時我說累了要辭職，李登輝說，我們同樣是台北縣人，孫院長講，現在要開闢疏洪道，你怎麼要走?沒辦法就去，去了就開始做了(指開闢疏洪道)。李登輝會當副總統是因為疏洪道開成了，是我在開闢不是他在開闢，是很艱困的，他說，你一定要在現場辦公不要回來，建設廳由副廳長負責就好了，我有好幾個月都在三重埔辦公，在那邊租一棟大樓，一邊給保安司令部的，治安他要負責嘛，一邊是我把水利局、縣政府的人都調來那邊，我在那裡住了好幾個月沒回去(省政府)，用電話連絡。就拆下去啊，那大的公寓裡面住了好幾百戶的一樣拆，挖土機幾十台從四周圍起來同時拆，一下子就沒了，像我們這種蓋得很漂亮的老房子也是有，硬拆下去；那時有一個傳單說，要殺死李登輝，要殺死鄭水枝，要在疏洪道入口要立碑，還要給我做銅像，嚇得要死，多晚上出門，為什麼?動工多晚上動工嘛，白天去他們會反抗，晚上去偷偷摸摸的去把人趕出來後就拆了，保安司令部在負責，警察跟憲兵都在那裡，保安司令部派一位副司令一同在辦公，我說今天的行動是什麼?什麼?他就去佈置了，現場事前都圍起來了，人都趕走了，非常狠，但沒辦法。像這一次颱風(蘇廸勒)沒有疏洪道台北市就完蛋，這次疏洪道水有進去了，關渡河道太窄，新店溪來的水出不去，會淹到台北市、台北縣來，那時候台北市有錢要做堤防可以，但台北縣要先做台北市才可以做，所以林洋港、李登輝兩人不合從這點也看得出來，那時台北縣非常堅持要台北縣做好堤防台北市才可以做，後來疏洪道的錢台北市負責三分之一，台北縣三分之一，中央三分之一，經費台北市要幫忙負擔，台北市的堤防如果先做起來，水一定淹過來，三重就會經常淹水，所以要台北縣做好台北市才能做。講一天也講不完。
我就從鎮長開始，之後擔任議員，之後擔任縣黨部主委，再去當立法委員選了兩任，黨又要我選第三任，我不要，因為要花錢，第一、二次很省沒花多少錢，第三次我說我沒錢了我不選了，他們就把我派去省府，67年年底剛好中美斷交，所以立法委員選舉停止，任期延長一年，我沒有延長就辭職(立委)，所以，從立法委員現職辭職去當政務官的我是第一人，不是趙守博第一個，是我第一個，那些經過，現在還好還記得，講起來還有太多(事情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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